联合早报

郑伟彬:中美将走向何种竞争模式?


 新闻归类:观点评论 |  更新时间:2021-11-23 08:41

郑伟彬

美国政界一直有声音在强调对华“接触政策”的失败,经济繁荣并没有使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。但问题在于,即使中国成为民主国家,是否就能避免今日的大国竞争?德国、日本的经验已经给出了答案。

以事后孔明的视角看,美国遏制中国的最佳时机,当然是在冷战结束后。中美已经失去了共同的敌人,继续合作显然不是一种必然。

那时的中国实力不强,也缺乏与全球紧密相连的经济。如果美国选择遏制中国,一定会成功。但问题在于,当时的中国寻求融入世界经济,发展经济,美国能够拒绝吗?拒绝中国发展经济,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,显然与美国所号称的价值观相悖。某种意义上来说,除非中国拒绝,否则美国在当时也缺乏其他选项。

而在今天,所讨论的并不是中美能否避免竞争。当美国外交政策思维从民主政治的理想主义,转向大国竞争的现实主义,两国必然只有竞争一途。

问题在于,竞争的路径、模式是什么?是大家一直所认为的美苏冷战模式吗?

现在,或许我们应该清晰地意识到,冷战格局是二战后对美国与苏联势力范围的一种确认。它是博弈的结果,而非竞争的开始,更不是竞争的方式。今日中美竞争的起点绝非冷战模式;而终点是否将是冷战模式,同样值得怀疑。

如果中国继续拥抱全球化的经济,不走向苏联式的自闭,就不会切割与全球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。美国当前所刻意强调的,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不同,实际上只是文字上的游戏,而非现实关系,除非中国选择闭关锁国。

但这样的方式,在中国的教科书上已经被明确认为,是导致中国在19世纪落后、失败的原因。很难想象今日的中国领导人,会选择以同样的方式来回应美国的竞争、作为与美国对抗的方式。这与其一直以来的观点是相悖的。

如果中美的大国竞争无法避免,现在所能避免的,就是走向热战,走向无法妥协的终局。中国不是苏联,中国并不寻求在全球范围内,或是区域范围内传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,或建立起类似的政治制度。从根本上讲,中国是讲现实主义的,即使寻求全球领导地位,也未必会走一条以意识形态作为先锋的路线。

事实上,美国对当前一些国际组织的否定,恰恰在于因为中国已经通过它们的影响力,而达到一定程度的全球领导地位,或发挥类似的作用与目的。美国否定这些国际组织的作用,实际上恰恰是否定自身在二战后的努力,也将因此削弱通过国际组织实现全球和平、稳定的目标。

所以,对中国而言,中国无须选择一条已经被证实并不具备可行性的路径,去实现自身的目标。这或许正是美国所应当思考的地方。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失败,只是一种表象,并非根本原因。美国在与苏联的冷战中,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——尽管苏联领导人确实存在这种倾向,但它并非根本的、决定性的及无可替换的。对于今日的中国而言,更是如此。

拜登或其他国家所强调的民主,无非就是从宣传上否定中国、矮化中国,以此达到其遏制中国的道德优越性。但应当思考的一点是,在中国经济与全球其他国家联系如此之深的时候,仅以此为理由是否足够?

如果说接触政策的失败,让美国错失了遏制中国的20多年时间,那么以民主政治为路线的遏制中国政策,一旦失败,届时的结果恐怕是中国对美国的超越,美国再无机会遏制中国。届时美国将如何与中国相处?

今日中美所面临的问题,不是两国的竞争是否导致冷战式的关系与格局,而是需要怎样的一种竞争关系。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,强调只有“合作”的中美关系,并不现实。

在中国国内,有人认为,拜登团队所提出的“对抗、竞争、合作”,在经历一系列的事件后,对抗、竞争已然被否定,被划去,最终只有“合作”一途。这种理解显然是错误地判断了拜登自上台以来对华的种种行为。

以拜登上任时美国国内的氛围以及实际情况而言,拜登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制定好对华政策,甚至也不可能立马翻转特朗普的政策。因此,延续所谓的“对抗”基调便是必然。从长期来看,拜登的对华政策,“竞争”必然是主调,“对抗”与“合作”只能是辅助。

中国不应该认为,中美关系只有“合作”一条路径。希望中国某些高级官员的言论只是一种外宣上的表态、谈判上的筹码,而非真实的“一厢情愿”。做好与美国的长期竞争才是关键,尤其是避免导致热战终局的竞争,才是重点。

作者是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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